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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本禹事迹报告会发言稿,http://www.2xuewang.com
还有那一个当地最穷的苗族老太太，人、猪、羊住在一间房子里，房顶是用带洞的塑料布做成的，家里没有煤，没有床，她的侄儿睡在猪圈上面，她就睡在地上。返回学校后，每当外面寒风刺骨时，我就想起那个苗族老太太，贵州的天气也冷了吧，老太太怎么过冬呀？想着想着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当时我身上没有钱，于是我就向我的同学借了400元钱，让资助岩洞小学的吴道江给她买些煤。后来吴道江给我写信说这400元钱已经帮老太太买了6000斤煤。大妈，现在还好吗？还有尊敬的老师、纯朴的村民，你们都好吗？想念你们的那位大学生马上就要和你们在一起了。回首自己所做出的决定，我无怨无悔。因为这是为山区孩子所做出的牺牲，同时也是给自己一个新的起点向更高的目标冲刺。或许在贵州的两年是孤独而寂寞的，但这只能化作一种动力，让我用自己200%的精力投身于这个贫困山区，这所小学。
后来，经过院里老师的努力，学校特批我保留入学资格两年来狗吊岩义务支教，这在我们华中农业大学建校100多年来还是第一次！
当时，我写了一篇名为《信念永恒》的文章，写的是我想去支教的事，文章在网上发表了，结果被《楚天都市报》的记者看到了。记者叫我去报社做了一个讲述。讲述登报以后在校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天寝室的电话都快打暴了。我的同学告诉我：“你别上自习去了，全部是你的电话，让我们写毕业论文也写不成了！”，后来我专门坐在电话旁等电话。
在来贵州之前，无数湖北人民关注着这些千里之外的山里娃，他们当中有年过古夕的老者、有中年人、也有青少年和儿童。他们要么捐钱，要么捐书、本子、文具等学习用品。有的由于家庭经济原因，虽然没有捐什么东西，但他们都让我给山区孩子带去他们最真诚的祝愿。难道这些写在书信中的祝语不是最珍贵的礼物吗？
201x年7月初，我只身一人来到华中农业大学附属小学，为狗吊岩为民小学进行募捐。华中农业大学附属小学的学生被山区孩子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学习的精神感动了。小弟弟小妹妹们纷纷捐出自己心爱的图书，有的学生还捐了钱，说要与山区的学生结成对子。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募捐到儿童图书3000余册。当时由于时间很紧，无暇顾及自己的生活，我的一位山东老乡送给我的一双凉鞋虽然已经开胶了，但我一直穿着。就在华中农业大学附属小学进行募捐时，被一名叫程雨薇的小妹妹发现了，她在给我的信中写到：“虽然您相貌平平，但有一颗宽大、善良的心。今天，我观察您的衣着，一件普普通通的T-shirt和一条jeans，一双已经开了胶的shoes，就从这一点说明，您是一个勤俭节约的人，您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看完后，我百感交集，眼泪夺眶而出。
在帮助孩子的人群中，有一位年仅17岁的保姆，当她得知这里的情况后，把身上仅有的200元钱捐了出来。后来我了解到，她的家庭条件也很差，而且自己马上又要到江苏打工去了，前面的路对于一个保姆来说肯定很曲折，很坎坷，这200元钱如果用在自己身上，也会解决许多生活上的问题，然而她没有这么做！
还有一位姓高的阿姨，家住在筒子楼里面，高阿姨家中没有电话，为了表达对山区孩子的爱意，高阿姨在20天的时间里给我写了2封信，你可知我们之间的距离只需坐30分钟的公共汽车！后来，高阿姨为了能够联系上我，特地买了一张201电话卡，告诉我一定要圆阿姨一个心愿：把自己所能捐的衣物带给山区的孩子。高阿姨对我说，如果我两年后回来，高阿姨愿意接我的班。由于路途遥远，不能带去太多的物品，高阿姨所要捐赠的衣物我没有带过来。高阿姨对我说：“家里的衣服已经整理好了，都摆在了狭小的房间里，就连一个走路的地方都没有了。”在我来贵州的前几天，高阿姨知道我快要走了，有一天，她连续给我打了5、6个电话，说一定要帮阿姨圆这一个心愿。时至今日，我仍内疚万分，不能帮高阿姨实现这一愿望。我对自己说：“今年年假回武汉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心愿给阿姨圆了！一定！”还有一名武汉理工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她花了200元钱给学生买了儿童图书和玩具。后来，她没有了生活费，我帮他买了一张电话卡，还给了200元钱做车费。
来贵州之前，华中农业大学老干部协会的爷爷奶奶知道我要来贵州义务支教时，老干部们给我开了一个欢送会，会上给我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爷爷奶奶说要坚持到底，要想办法2年后能留在那里一些东西，同时也不要忘记学习，特别是英语学习，同时也一定要注意身体，而且还给山区的孩子捐了500元钱。还有我们学校的一名老党员把他得到的优秀党务工作者的500元奖金捐了出来，至今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当我来贵州义务支教的事在学校传开以后，学校的各个部门都给我开绿灯：打印室免费给我打印资料；照相馆的师傅给了我很大的优惠让我冲洗胶卷；原本7月1日毕业生必须离校，宿舍全部停电，管理科的老师问我：“你什么时候走？你走了以后再停电。”老师还免费提供了用来装书籍和衣服的口袋。
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我比以前更加热爱我的母校，热爱我的老师、同学，热爱母校的一草一木，虽然它不很美，但它很善良！我心中一直记着学校大食堂写的那句话：“今天我以华中农业大学为荣，明天华中农业大学以我为荣！”
快毕业的时候，同学都忙着吃饭喝酒，而我却天天为狗吊岩为民小学募捐。原本6000元的奖学金，由于天天到武汉三镇募捐，一天就会花去20~30元钱，加上给我的妹妹许星星存了2400元钱，最后我来 贵州时总共带了2700元钱。这2700元钱就是我两年的生活费。
7月2日那天，我们已经毕业了，我们班的一个同学由于欠学校的学费，拿不到毕业证、学位证和派遣证，无法去公司上班。老师也不敢为她担保。当时我就从给我妹妹存的2400元钱中暂时取出1400元，让她交了学费。现在，她已经顺利工作了。前些天她告诉我说先还我1000元，我告诉她：“这是你第一次发工资，刚开始工作，生活上有许多需要钱的地方。”她说公司研制了一种新型的口香糖，要给孩子寄些过来。
狗吊岩的孩子是我心中永远的牵挂，在来狗吊岩以前，为了能够给山区孩子带去更多的学习用品，我没黑没夜地忙着。曾经有好几次，白天出去募捐，晚上10：30才能回到学校，而回到学校后，又要把好心人捐的东西整理一下，不知有多少次是在整理的过程中感到了疲惫，就在活动室内躺在椅子上睡着了。唯一和我相伴的是无数只在我身边飞来飞去的蚊子。
送走了我的全部同学，最后一个离开的是我。当时没有一个同班同学来送我，心里很凄凉。7月15日，我把募捐到的3000册图书和大量儿童衣服打包托运完毕，仅托运费一项就花了600多元。7月16日，我和我们学校的七名大学生志愿者一起踏上了来贵州的列车，他们七个人是来这里暑期“三下乡”的，其中有三名是贵州籍的学生。我们来到贵阳后，贵州都市报用三辆车连夜把我们和所募捐的书籍和衣物送到了大方县教育局，所捐的物品暂放在大方县教育局后，都市报又开车把我们送到了狗吊岩。
来到这里以后，那七位同学都说这里生活条件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艰苦。在这里吃的是玉米面、土豆和酸汤。但吴道江军人怕我们这些大学生吃不消，就特地买了两担米。他们七个人在这里的时候，享受的 是土豆、茄子、西红柿汤和火腿肠做成的饭菜，这已经是最高级的待遇了。但是他们七人最后还是由于水土不服加上条件艰苦都病倒了，其中有两名病的很厉害。他们于8月1日返校了。他们在返校的长途汽车上讨论着这样一个话题：我们的团长徐本禹到底能不能在这没有水没有电的地方挺过两年？他们没有返校的时候，就对我说：“如果感觉真的坚持不下就回学校吧！在这里你还是自己开个火做饭吧！这里的饭没有营养，而且也不卫生，时间长了你就会坚持不下去的！……”
他们七个人的病倒也给了我一个吓马威。我也开始担心起自己的身体来了。我怕自己的身体会和他们的一样不听使唤。还好，自己的身体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只是胃不怎么好，吃的东西也不怎么消化，记得有几次疼得睡不着觉。幸亏我带了两年用的药物，是武汉的三位好心人捐给我的。
现在我是和吴村长家吃住在一起。刚开始的时候不怎么适应这里的生活，原来我是不吃辣椒的，可是来到这里以后，每天都要吃辣椒，让我感觉很难受，有一种想吐的感觉。而且这里的卫生条件也很差，苍蝇到处乱飞，在吃饭的时候经常发现苍蝇在里面。当地情况就是这样，刚开始很恶心，后来心想：这里的条件就是这样又能够怎样呢？我就对自己说，就当没有看见罢了。现在我已经可以吃玉米面和酸汤了。饿的时候，一顿可以吃三碗玉米饭，平时都是吃两碗。虽然不好吃，但饥不择食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个字“吃”！只有吃饱了，能吃了，身体才有保障，才能在这里支教下去。在这里早上吃的是面条，中午和晚上吃的是玉米饭和酸汤。由于这里离镇上有18公里，很难吃上新鲜蔬菜。在猫场镇上的人说：“徐老师在这里吃玉米饭肯定不适应！”他们给吴村长提意说给我开个小灶，让我单独吃。我不想给吴叔家添麻烦，我想别人能吃的苦，我也能够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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