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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湖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实习报告
在雨湖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实习的这一个月，虽然时间不长，接触到的事情也不是很多，但是从第一天开始，我就意识到这一个月将有可能比我在学校一个学期学到的东西还要多，因为作为一个学生，我知道，有些东西无论书本上或是别人描绘得多么生动、形象，如果你从未亲身体验过，那么你就无法真正知道是什么，或者可以说无论你把书本的知识研究得多通透，如果没有实践过，你就永远还是个门外汉或只能纸上谈兵。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在这段时间里，我不敢说自己真的学到了很多，但是对执行却有了很深的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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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执行一无所知开始到接触第一个案件、写第一份执行笔录、民事裁定书、公告，装订第一份案卷。。。。。。我始终是以一个初学者惴惴不安的心情对待这一切。因为这一些事情从头到尾我都需要老师手把手地教，根本不知道如何将理论知识与具体的实践结合起来，但这个过程让我感到羞愧的同时，也让我逐渐地加深了对执行有关知识的了解，其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执行制度的设置与现实操作之间存在的问题。
一、制度缺陷
无可厚非的是任何的法律制度的设置都不是尽善尽美的，执行当然也不例外。通过接触具体的案件、外出执行及整理案卷，我发现，很多的执行制度并不是很合理。
首先，所有的案件在经过漫长的调查取证、起诉、审理过程后将进入执行阶段，可以说执行作为每个案件的最后一道程序，是对整个案件的总结，无疑是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环节，如果执行不了，则对双方当事人而言，前面阶段的努力将付诸东流，所谓的审判结果也是毫无意义的，尤其是对胜诉方而言，这样的结果无疑很残酷，就像是经过了一场激烈的竞争后明明知道了自己是胜者而在等待拿奖的过程中突然被宣布比赛结果作废，显然有失公平。所以，虽然审判结果有赖于执行才能实现，执行也必须以审判结果为依据，二者之间关系密切，但是鉴于执行程序的重要性，法律在制度设置上明确地规定了审执分离，赋予执行程序独立的地位。同时，由于执行是一项操作性很强的工作，法官要求具有一定的自由发挥空间，因此法律也赋予了法官在执行过程中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我发现，执行程序的独立性以及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度并不是很明确，具体体现在：
（一）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很多的案件可能因为案外第三人提出异议而被迫中止执行，就比如在最近我接触到的有关湘潭市建行雨湖支行诉广源开发有限公司的欠款执行一案中，就是因为案外第三人认为在拍卖过程中侵犯了自己的房屋所有权而提出产权异议使快要执结的案件不得不中止。这让我想到的是，虽然民事诉讼法第208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执行员应当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查，理由不成立的，予以驳回；理由成立的，由法院批准中止执行。如果发现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57条也规定“民事诉讼法第208条规定的中止执行，应限于案外人依该条规定提出异议部分的财产范围，对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不应中止，异议理由不成立的，通知驳回。”这两条规定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用执行通知的形式驳回案外人的异议；二是中止执行的范围仅限于异议部分的财产。可以说其奠定了我国执行异议制度的基础，但是，我认为还是存在问题的。首先，我国现行的执行异议制度是为了维护案外人实体上的合法权益而设计的，即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物可以独立主张实体权利，实质上是其与执行当事人之间是一种具体权益争议，而执行机关的权限是处理执行程序事项的异议，无权就案外人的实体权利加以裁判，然而民事诉讼法却规定由执行机关以审查权代替审判权，显然剥夺了案外人以诉讼程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权利，同时也违背了审执分离的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也混淆了审判程序和执行程序，使民事诉讼各程序之间的职能混乱。而且，具有给付内容的生效法律文书是法院执行工作的唯一依据，以通知或裁定的的方式处理案外人异议，无疑是将执行通知书作为强制执行程序启动的前提，但执行通知书并不是正式的法律文书，而仅是执行过程中告知当事人及案外人有关执行活动的一种书面形式。当事人或案外人对其都不能申请复议也不能提起上诉，而裁定仅处理程序性事项，用它来解决实体问题无异于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
（二）从整理案卷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很多的案件并不能顺利地执行，要么中止，要么延期执行，从而导致累案堆积。虽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我认为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法律赋予执行人员在处理案件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并没有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一方面，对于中止执行问题，法律规定：“在执行过程中，因出现某种特殊情况而使执行程序暂时停止下来，待这种特殊情况消失后，再恢复执行程序，继续进行执行。”然而在何谓“特殊情况”的认定上，《民事诉讼法》第23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有关规定尽管列举了一些具体情形，但总体而言，都只是作了一些概括性的规定。另一方面，在延期执行规定上也是如此，法律只作了“遇到特殊情况可适当延期”之类模糊规定。从这些规定来看，目的在于赋予执行法官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地作出处理的自由裁量权，但是由于规定过于模糊，没有对限度作出规定就使法官难逃“滥用”的嫌疑，虽然像延期案件中作了诸如“需院长批准”的规定，但在具体实践中，院长通常情况下对案件的具体情况根本不了解，只是听案件承办人的汇报，且这种汇报由于没办法排除法官在汇报过程中对案件的主观意见，往往会影响到院长作出客观的判断，而且有的情况下甚至连汇报都免了，直接由院长批示，这种做法明显很不公正。在目前普遍追求办案效率的背景之下，为了保证有足够的结案率支持法院的工作报获得通过，法官难免不会形成一种选择性执行案件的态度，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或设法中止个别占用司法资源较多的“骨头案”、“钉子案”，而这种做法也不违背程序，可以使法官免于错案追究责任。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的另一个表现是反映在执行通知书上，一般而言，民事判决书对义务履行期限已有明确的规定，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变更，而执行通知对被执行人履行给付义务期限却有很大的随意性。这样造成的后果是让当事人形成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判决书确定的履行期限意义不大，而真正具有决定权的是执行法官。这种结果不仅影响了法律文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也削减了当事人对执行的信服度。而且法律仅规定“由上级法院监督下级法院的执行活动”，可见执行监督力量的单一并没有能够使这种自由裁量权得到有力的限制，从而使信访案件日益增多。
二、理论与现实的差距
另一方面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执行制度与现实操作之间的脱节。很多的案件在当初设置的目的是很好的，但是由于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只能作为一种形式而存在。原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譬如，我国《民事诉讼法》底97条规定“对追偿赡养费、抚养费、抚恤金、医疗费用的；追索劳动报酬的；因情况紧急需要先予执行的”三类案件，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在案件作出裁判之前，可以采取先予执行的措施，即裁定一方当事人预先支付给另一方当事人一定数额的金钱或其他财物以解决该当事人生活、生产经营之急需。然而法院在审结民事案件的实践中采取先予执行措施的却很少。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这类案件的当事人对先予执行措施的法律知识了解甚少，他们根本不知道要去申请或如何去申请。另一方面，案件承办人怕麻烦，而且怕受到错案责任追究，不愿采取先予执行措施。因为采取该措施涉及到要审查申请人是否符合法定条件；申请人是否提供担保；采取先予执行的程序是否合法等，有时案件承办人花费大量的人力，精力，财产都没有结果。因此，即使案件当事人向法院申请了符合法律规定的先予执行措施，案件承办人也不愿去启动该程序。再比如在执行理论上经常会看到“限制消费”这个词，即在执行的过程中要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随时进行监督，防止其进行一些不合常理的高消费活动以避免其刻意逃避履行义务而陷入的履行不能。但是问题是司法资源的有限性根本不可能对每一个案件的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及活动进行随时的监督。另外法律明确规定：被执行人如果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则从逾期之日起双倍计算利息，但很大一部分地区却可能基于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而不是按照这个标准计算利息的。由此可见，很多的制度主要是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的，并没有从具体的现实情况出发或者说没有考虑到该制度能否生存的社会环境，显得过于理想化，也缺乏了实践操作性。如果说制度只能作为一种形式给别人观看而没有现实意义的话，那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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